李登輝完成寧靜革命之後

文/丁玲虹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說：「感謝上帝賜我力量，在台灣完成寧靜革命；現在我們應該要做的是『第二次民主改革』----」2000年5月20日卸下總統職位後，李前總統仍在為台灣人民的福祉奔走，而有「阿輝伯穿破三雙鞋」的歌謠。他在2014年3月28日行腳到了台中，下午兩點永豐棧麗緻酒店二館3樓，李前總統談起第一次民主改革已經到了極限，迫切需要的是「第二次民主改革」。特別是在今天(730)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生長在台灣的我們更應該省思李前總統留給我們的資產，好好珍惜。

筆者和李前總統於台中永豐棧麗緻合影

筆者因預見未來全球失業問題，領受天啟，而展開社會責任投資，發明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自1986年創業起，即自食其力地實現「創新產業‧解決失業」的構想。研發新「科技經濟系統」(簡稱TES)期間，遇到的困難不勝枚舉，卻也履仆履起，終於受邀擔任APEC 1998講師時，根據個人的發明提案促成「電商法案」，李總統也在政策上配合—包括「創新育成、台北市政府提案」，台灣在進入21世紀之前，已經完成政治改革的同時，在經濟方面也準備好主導未來全球主流的科技社會。

台北市政府提案「就業育成計畫」

訪談李前總統的好友黃天麟先生時，他提供了「歷次中期經建計畫及國建計畫」(表1)，顯示李登輝總統主政的1988年至1996年，台灣不僅完成他人稱羨的「全民直選」政治改革，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七，人民的實質所得倍增，筆者也能在跌倒了之後，可以再爬起來，繼續前行，進而踏上「APEC講台」向21個經濟體政經領袖宣告：「非接觸式的世代來臨了！」

表1「歷次中期經建計畫及國建計畫」

僅只筆者發明的TES中的「非現金」(Cashless)系統，在新冠疫情期間已達到千兆元的年交易額(36兆美元)，4月13日的會議中，美國的朋友說：「約幫助了15億名新創業者----」可惜自李總統卸任後，筆者卻遭海島貪腐集團踐踏至無法以民間力量落實「富裕台灣計畫」，甚至被肆虐至失智失語失憶，幾乎命喪黃泉。

丁玲虹傳揚「富裕台灣計畫」

幸蒙天佑，在家人的細心照顧之下，死裡復活，而呼召的聲音又響起；還在病中，居然考上中原宗研所，研究「基督宗教」。全球經歷過金融大海嘯之後，花了一年工夫仍然滿目瘡痍，我們受到兩國領袖邀請赴2009年APEC領袖會議貢獻「重建全球經濟」(Rebuilding the Global Economy)之道；李光耀先生告訴外子說：「李登輝是對的。」讚許李前總統的民主改革及兩岸的政策，並囑咐回台灣「代我向李登輝安生問好」；所以，我們真的在2010年2月26日到翠山莊，向李前總統報告他當年成功爭取參與的APEC近況。筆者也有機會向李前總統報告：「最佳實例—TES即將產生的果效。」

丁玲虹向李前總統報告APEC的成果

李前總統聽了，回應道：「啊，這是金融和科技的重大改革----」外子郭立昌進而向他提起「中原宗研所論文」的事，李前總統站起來，從客聽走到裡間，拿過來好幾本書，他說：「妳可以從這本《台灣政治家李登輝》先看起。」翻開第125頁，寫著：「要得到救贖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我們的靈。」這是作者柯義耕(Richard C. Kagan)先生概略地提到李前總統的「基督教信仰」。

李前總統建議看的第一本書《台灣政治家李登輝》

李前總統表示很樂意指導筆者的論文—而且研究「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他邀請筆者參加為期一年的「領導人才養成班」，以便有固定的時間能夠深入了解他的思維體系。李前總統說他少年時期很喜歡蘇格蘭社會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衣服哲學》(Saror Resartus)，說：「感謝上帝賜我機會，能夠在『體制內』作改革—這是從卡萊爾所說『新衫若未做好，就把舊衫丟掉，不但愚蠢，而且危險』來的。」他表示，1988年1月13日並不知道蔣經國總統會猝逝，初接總統時的環境相當凶險，我只好跪下來禱告，靜心思考之後，決定：「我若不挑起這重擔，恐怕台灣會陷入亂局！在1990年5月20日之前，雖無實權，但我都把要做的事記下來，第八任中華民國總統就職之後，即刻執行想做的事。」

2010年9月，中原大學宗研所第八期通訊，刊登筆者訪談李前總統〈寧靜革命對話與神學反省〉短文，筆者以神學的視域解讀和詮釋，李登輝以基督信仰完成「寧靜革命」的民主實踐案例研究。由於許多觀察家及曾經為李登輝著書立傳者，都只從「政治」的觀點探討李登輝，忽略「宗教信仰」在李登輝的決策形成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李前總統希望筆者從《台灣政治家李登輝》切入，因為柯義耕在314頁提到「基督教信仰是李登輝從政生涯心靈的依靠，力量的泉源」。至於「寧靜革命」—「台灣經驗」的神學實證經驗，奠定基督信仰是李登輝治國重大政策決定的來源，乃影響台灣民主化的最大關鍵。

李前總統登輝認為：「不能將台灣民主化化約在十二年(1988/1/13~2000/5/20)。」他認為「寧靜革命」是從蔣經國主政時期開始，就已經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也為日後「主權在民」的政治改革，鋪設了發展的道路。李前總統說：「若不是蔣經國總統在生前做了許多的準備工作—尤其是，1987年7月15日的《解嚴令》，我想做(民主改革)也做不了。」因此，「寧靜革命」不是李登輝自己一個人的貢獻而已。

「後蔣經國時代」，李登輝總統在台灣進行了六次憲改工程，以「和平、不流血、非暴力」的方式完成民主政治改革，解構台灣的「威權體制」，他說：「脫古換新！」使台灣脫胎換骨，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國家。1996年，李登輝不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堅決推動全民直選，獲得台灣人民581萬張選票支持當選第九任總統，也是中華民國行憲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制度，向全世界展現以理性與和平，終結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自由政治體制的決心，中華民國成為「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締造出舉世認同的政治奇蹟—「寧靜革命」，又稱為「台灣經驗」。

李前總統贈送的《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1999)，第162~163頁指出，寧靜革命的四個方向：「(1)政治民主化，(2)外交務實化，(3)開展兩岸關係，(4)經濟升級。」他認為台灣有今天的輝煌成就，歸功於歷任政府的遠見與規劃能力，全民一致的體認與支持，才能讓政府政策持續推動，順利完成結構性的變革。

國際知名的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給予「台灣經驗」極高的評價，認為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同時能夠維持「經濟的發展與安定」。1974~1990年間，民主化潮流發展成為全球性浪潮，這一波民主化浪潮，研究全球民主化發展的杭廷頓教授稱之為「第三波」（The 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化模式－「寧靜革命」，被杭廷頓教授推崇為可資作為其他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政經改革的最佳典範；特別強調「台灣經驗」的優越性，在於民主化過程中仍維持經濟發展與安定。

李總統在1999年出版的《台灣的主張》，特別針對「台灣經驗」的意義、內涵及其發展成就的重要性，提出具體的說明。中華民國播遷到台灣的時候，不僅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外省人鎮壓本省人的衝突時有所聞。政治上更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型態，生活不富裕，政治上也不安定。後來，蔣經國主政之後，進行「經濟改革」，隨著時間的發展，台灣經濟迅速的起飛，社會環境日益穩定，也逐步解開鉗制人民的枷鎖，讓「總統直接選舉」等民主體制能逐步落實，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理想。

在台灣，不管政治意識型態是藍或是綠，主張「統一」或「台獨」，大家都必須共同承認；1996年，李登輝限縮「自我」總統的職權—從六年任期減至四年，無私的實施全民直選，為台灣帶來今日民主化成果的事實。李登輝的歷史定位還未完成，他的使命「正名」、「制憲」，深化台灣民主的腳步還在進行中，杭廷頓教授對台灣民主成果的肯定，是具有嚴謹的科學觀察與學術權威的定論。

李前總統曾經感慨地表示：「1990年到1996年之間，要達成第一次民主改革，時間非常趕，所以有許多不周到之處。」所以，卸任後仍然苦思解決之道。除了全台各地去提倡「心靈改革」，期望消滅劣質意識，提升優質意識之外；同時，推動「第二次民主改革」。他認為「第一次民主改革」的寧靜革命已經完成，但不完美，期望「第二次民主改革」能促成「區域均衡發展/資源公平分配/權力還給人民，強化地方自治」。公民社會的「政府官員」應該存愛心扮演好公僕的角色，台灣才得以維持優勢，長生久視。

李前總統親手書寫〈啟動第二次民主改革〉的講稿，2014年3月28日走到台中，他先提起「第一次民主改革及其極限」，再提出「第二次民主改革的三大優先方向」，殷殷囑咐：「宜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同時說明如下：

一、第一次民主改革及其極限

自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集會結社，開放黨禁報禁，90年代我國歷經一連串民主化改革過程。終止戡亂時期、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威權體制瓦解，台灣成爲亞洲民主轉型最成功的典範，經濟社會也日趨自由化、多元化，這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

威權政治的壓迫是直接的，激起的民主改革熱情，也相對波瀾壯闊。不斷民主改革，不但解決當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也是台灣存在價値的關鍵所在。但是近年來民主發展不但顯現疲態，甚至有退化的狀況。政黨之間陷入無理性的對抗，政治領導人淪落爲虛浮不負責任的政客。司法不公，更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第一次民主改革成就已達極限，碰到了無法突破的障礙。

民主改革以來，兩次政黨輪替經驗證明現行民主體制本身存有重大缺陷。民進黨少數執政，固然寸歩難行，國民黨絕對多數執政，政府一樣失能失靈。這樣民主的體制若不再進一歩改革已無法有效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反而經常衍生更多的問題。

如同其它新興民主國家，台灣民主是從對抗威權政治開始；政治改革後，社會裡仍然潛藏著威權的組織遺脈，掌握政府和政黨權力者常有赢者通吃的心態，忽視其他人的意見及不同地區或社群的權益，從而加深族群、派系和意識型態的對抗。政治人物常常只空喊口號，没能力處理國事，更忽視地方發展後所得分配不均，以及各種不公不義的問題。人民則對民主失去信心，導致民主運作與活力下降，甚至連維護民主的意願也在流失。

第二次民主改革就是要改善和落實地方民主。

但是，改革不會憑空而來，改革永遠會受到既得利益和保守觀念的抵抗，改革必須靠人民的熱情。人們並不是不知道，現行民主體制急需改革，但是像憲政架構等問題的改革倡議層次較高，就一般民衆而言，似相去甚遠，激不起人民的熱情，缺乏足夠的社會動力，難以推動，甚至於無法啓動。

因此，改革要從人民切身的問題開始，而切身問題多數也是地方問題，所以目前充滿不公不義的地方政治，恰是第二次民主改革最理想的出發點。像歐美的民主政治之發展，也是從中世紀城邦自治經驗開始，經過數百年的實踐，累積豐富的民主文化，才能建構出成熟的民主國家。

從地方生活共同課題切入，讓人民共同處裡日常切身的公共事務，硏議切身議題的解決方案，自可啓發人民的熱情，透過社會學習的過程，建立新的民主治理文化，則使人們突破旣有歷史、社會和文化意識型態糾結，建構共同願景，最終也會突破地域界限，打造台灣整體民主的堅固基石。

第二次民主改革已是台灣最迫切的課題！

二、第二次民主改革的三大優先方向

台灣社會目前最迫切的課題是改正現在「由上而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的偏差，消除現有不均、不公、不義的現象，激發人民全面推動改革的熱情，打破黨派和意識型態的對立，建立眞正全民參與而為全民謀福利的民主。我們從人民切身的經濟發展機會、社會權利、民主參與等課題切入，由地方與社區的生活出發，提出「經濟均衡發展」、「資源公平分配」，以及「權力還給人民」三大改革方向與具體主張，做爲第二次民主改革的優先議題，結合全民智慧與力量，擬訂法案，積極鼓吹，利用最近兩次大選，逐步推動落實。

(―) 區域均衡發展：全國各地區都要有發展機會

由於政治和政策的偏差，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過度向部分地區傾斜。被冷落的地區經濟没落，人民得不到合適的就業與發展機會，許多資源閒置。而發展集中的地區則生活擁擠、房價高漲，弱勢者難以生存，廠商也成本高漲。這種現象使國家資源未能做有效利用，經濟成長潛力無法充分發揮，人民生活充滿不平、痛苦以及失望。

要恢復國家成長的活力，我們必須讓各地，以及各地的人才和其他資源，有公平被運用和發展的機會，以求在各地普遍創造繁榮和就業機會，並且創造多元特色及優質生活環境，而提升國家整體的國際競爭力及國民福利。我們優先要推動的政策包括：

1.國土應重新規劃，盤點各地可運用的資源、潛能以及特色，制訂「國土綜合開發法」，結合中央與地方研擬具有特色的區域發展計畫，讓各地有公平合理的發展機會。

2.中央政府的重大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其他重大政策都應先通過獨立的地方均衡評估，而優先採取有助於地方平衡發展的方案。

3.研擬將部分中央機關遷至大台北以外地區（如高鐵站區），以均衡地方發展，提供更方便之服務，以及分散風險。

4.低發展地區提出發揮其特色及運用其閒置資源之經建構想時，中央應積極協助其規劃，並優先給予相關支援。

5.各地方政府應注意轄區內各地區發展機會之均衡，特別是運用較不繁榮地區的土地等資源做為吸引人才及經濟活動，以及改善生活環境之利基，從而促進全面更平衡之發展。

(二) 資源公平分配：各地人民要享同樣基本福利

各地發展不均的結果，使許多地方財源不足及建設都嚴重落後，因此其人民所能得到的政府服務及福利都遠低於繁榮地區，一個國家出現多個世界而極不公平。對各地人民的這種不公平現在又使貧窮地區更無力留住和吸引人才及產業，因此形成貧窮落後以及不公平的惡性循環。我們必須改革造成這種不公平及惡性循環的制度，保證各地區人民必要的基本福利都能得到公平的照顧。這其中最關鍵的應是財政資源的公平劃分。不過，公平並不是大家都得到相同的預算或服務，服務方式必須因地制宜，對弱勢地區的照顧和預算也可能必須較多。

在這種眞正公平的目標下，我們優先要推動的政策包括：

1.各地財政分配最主要的依據應是人民的基本福利需求，而不是目前造成貧者愈貧之惡性循環的經濟和稅收能力。「財政收支劃分法」應依相關指標建立公式，以使人民教育、醫療、交通、治安、防災等等基本需求都能得到足夠而公平的經費。

2.中央應依中小學生人數分給地方充足之教育經費，對偏遠地區並應增加其經費以維持和人口集中地區相同之教育品質。政府並應以巡迴和網路等方式提供講座、圖書館、和家教以協助偏遠地區之教育。

3.偏遠地區之醫療設備雖不能和都市一樣好，但仍應有合適之基本服務，並應有比都巿更好的遠距離醫療和緊急救護服務。

4.非都市地區之交通應使居民能方便取得位於都巿之服務和機會，政府對偏鄉人民之每人實際交通補助不可低於大都會。

5.政府應以網路等方式提供偏鄉充分之資訊和文化服務，消除城鄉落差。

6.地方和中央公務員應有平等的職等、待遇以及發展機會。

(三) 權力還給人民：政策應由人民真正意願決定

各種不均和不公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未能方便地參與政治和決策，國家權力常被少數人把持，而忽視人民眞正的感受和需求。這是代議政治、中央集權、黑箱作業以及威權遺脈的結果。我們必須強化人民直接參與民主決策的管道，將更多權力釋放給地方跟人民，讓政府資訊和決策過程透明化，並且在思想和實質上掃除威權時代遺留的民主障礙，人民才能有權力、有熱情、有資訊，而不恐懼地參與政治、表達意願、爭取權益，我國也才能成爲眞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要優先推動的政策包括：

1.中央應把更多權力還給地方，地方能做而不妨害國家整體利益的事項，應漸交由地方政府及人民決定，以求更貼近民意，也讓人民因為影響力及和本身利害關係的提高，而更熱心參與決策與監督。

2.降低地方議題公投之門檻，刪除不必要的束縛，使公投成為地方決策及解決爭議的重要途徑。

3.地方內之局部地區和局部事務，可研究由該地區及相關之人民進一歩自治。例如學校可由學區人民組成委員會參與監督管理，原住民部落可自治其傳統文化相關事物等等。

4.推動審議式民主、網路民主以及各種方便並擴大人民參與之民主決策方式。

5.提供公益頻道及公益時段，讓各政黨和人民團體能有公平的機會向人民說明其理念和政策主張，以免輿論被媒體、資本家或部分政治勢力壟斷。

6.政府的預算、決算、政策規劃、提出之法案，以及其他重要資訊，都應以人民可容易取得的方式公開透明化。地方議會應設法制及預算局以公開分析評估法案及預算案。地方議會也應和立法院類似，以實況轉播來方便人民監督。

7.檢討並消除各種讓人民不能夠公平而無恐懼參與民主政治的障礙。

以上是九十一歲高齡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仍然懷抱基督的愛，如同傳道人那般，持續他的「民主實踐」旅程。可惜，李前總統於2020年7月30日化作「千縷輕風」仙遊去了；但相信他在天上仍會看顧我們所愛的台灣。

近日台灣又進入中央選舉季節，神鬼交鋒日趨白熱化，各家論點紛紛出籠；惟尚未看見有如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具體地說明「第二次民主改革」者。甚焉者，居然還以為在威權時代，忘了李登輝總統時代已經完成「寧靜革命」。期望身為李前總統學生的我，能以本文建議角逐大位者，應該向長輩—李登輝先生好好學習。

作者丁玲虹為社會企業家，發明家，APEC科技經濟政策國際講師，促成電商法案/微型企業/最佳實例/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非現金系統等等。

參考文獻：